“近年來，最嚴環保治理迅速推進，不少環境污染受害者的權益保障問題也隨之浮出水面。但其解決進程，卻遠遠滯后于問題被發現的過程。”

近日，湖南衡陽市衡東縣“兒童血鉛超標”訴訟案再審達成調解。歷時4年，該案7名原告、血鉛超標兒童家長已經在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簽署調解書，他們最終獲得了4—9萬元不等的賠償。

這起環境污染維權案例走到今天，可謂一波數折。最早可追溯到2014年，有媒體對衡東縣大浦鎮血鉛事件進行了曝光，這才揭開了當地環境污染及對大量兒童造成傷害的蓋子。當時的調查顯示，在只有4萬余人的大浦鎮，血鉛超標的兒童數量超過300人，其波及范圍之大，讓人觸目驚心。

然而，當地血鉛超標兒童家長的維權之路并不順暢。2016年，衡陽市中院維持了衡東縣法院的一審判決：13名原告中，只有達到中度鉛中毒（250ug/L）的兩人共獲得了26372元的賠償。對比來看，這次判決中7名原告、血鉛超標兒童家長最終獲得了4—9萬元不等的賠償，已算是一種勝利。但之于維權過程中的艱辛，血鉛超標對孩子的傷害，及后續治療所需要的費用，這樣的賠償額度，依然難言是真正的勝利。

跳出個案來看，衡東縣血鉛超標兒童家長的曲折維權過程，反映的正是當前污染健康損害賠償機制缺乏下，環境污染受害者維權所遭遇的一種普遍困境。近年來，最嚴環保治理迅速推進，各地的環境污染治理都取得了新的進展。與此同時，不少環境污染受害者的權益保障問題也隨之浮出水面。但其解決進程，卻遠遠滯后于問題被發現的過程。該起案例就是一個縮影。

其實，不只是賠償機制缺乏，環境污染對人的健康損害的風險評估和證明，同樣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。早在2014年，《科技日報》頭版就報道，重金屬的風險評價發展在我國方興未艾，已經越來越融合環境監測、生物毒理、數學建模、統計分析等各方面的技術。但相對于重金屬污染的監測、毒性測定、處理技術而言，我國的重金屬風險評估研究做得還很不夠，如何判斷某一區域是否有重金屬傷人的風險，存在標準上的爭議。

也正因為如此，不少污染企業在逃避污染責任，特別是在環境污染受害者的賠償責任方面，獲得了較大的豁免空間。與之對應，環境污染的受傷害者要維權，面臨重重阻力。他們一方面可能遭遇企業與地方政府的聯合施壓，另一方面則面臨著法律、機制上的困境。這樣的尷尬不只是帶給環境受害者個體以困擾，其實也是最嚴環保治理的內在危機。畢竟，污染企業如果不能承擔起對污染受害者應有的責任，也就意味著企業污染的成本被大大降低，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對污染的輕縱。

最嚴環保治理，通常理解是指對污染企業的查處要嚴格按照環保法律的要求進行，不偏不倚。但對環境污染受害者的權益保障要強有力，不和稀泥，不讓污染健康損害者求助無門，也應是最嚴環保治理的題中應有之意。在另一個角度來看，增強社會對于最嚴環保治理的獲得感，也應該增強污染受害者權益保障的確定性。無論是推進相關法律、機制的完善，還是鼓勵相關科學研究，都宜早不宜遲。